城市關懷宣教：神學理論基礎與實踐策略

陳熾牧師

 

引言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城市化的加速推進，世界各大城市成為了人口、文化、經濟、政治和思想的交匯點。而這些城市也成為了宣教事工的重要前沿陣地。城市關懷宣教作為一種整合信仰實踐與社會關懷的宣教模式，近年來在全球範圍內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旨在探討城市關懷宣教的神學理論基礎，並分析在當代大都市環境下實施關懷宣教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與機遇，特別是如何將移民群體面臨的困境轉化為宣教的平台和福音傳播的切入點。

城市關懷宣教的定義與內涵

　　城市關懷宣教是一種以福音使命為核心，以城市為場域，以關懷服務為方式的整全宣教模式。它不僅關注人的屬靈需要，也關注人在城市環境中所面臨的物質、社會、心理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城市關懷宣教強調將基督的愛與真理帶入城市的各個層面，包括家庭、社區、教育、商業、政府、媒體和藝術等領域，以實現個人、社群和城市結構的整體轉化。

　　作為宣教策略，城市關懷宣教認識到城市既是社會問題的集中地，也是影響力的輻射源。正如使徒保羅的宣教策略所顯示的，他優先進入”大城市——人文薈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為這些地方是思想潮流的發源地，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城市關懷宣教的神學理論基礎

普世宣教神學

　　城市關懷宣教的首要神學基礎來自於聖經中的普世宣教使命。啟示錄5:9記載：”你配拿書卷並揭開封印，因你曾被殺，用你的血從各部落、各語言族群、各民族、各國家，將人買贖回來歸給上帝。”這節經文清晰地表明，福音的目標是跨越一切文化和種族界限，覆蓋全人類。

　　以賽亞書49:6進一步強調了這一使命的廣度：”我還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這種普世性視野為城市關懷宣教提供了基本的方向——福音不僅是為特定民族或文化群體預備的，而是為萬民而設。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15:15-16中，將自己定位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這種身份認同和使命承擔為跨文化宣教工作提供了範例。

基督徒世界觀與社會變革

　　城市關懷宣教的第二個重要神學基礎是基督徒世界觀。在多元文化和價值觀並存的城市環境中，基督徒需要建立一套”絕對的生命體系”，這樣的世界觀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順服聖經教導和上帝的旨意，並願意服務他人而不只為自己而活。

　　現任國會參議院領袖約翰·圖恩(John Tune)明確表示：”我有基督教的世界觀，它塑造了我看待問題的方式。我對此不表示歉意，也不認為有信仰的人應該遠離公開場合。” 這種立場為基督徒在城市社會中的參與提供了理論支持。

　　基督徒世界觀使城市宣教士能夠審視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家庭、宗教、教育、商業、政府、媒體和藝術/娛樂等。通過這種審視，基督徒能夠識別出社會中與聖經價值觀相衝突的元素，並參與到”救援計劃”中，與”黑暗權勢”爭戰。

靈界爭戰的視角

　　第三個神學基礎是靈界爭戰的視角。使徒行傳26:18記載，使徒保羅的使命是”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這表明宣教不僅是一種社會工作，更是一場屬靈爭戰。

　　約翰·羅伯(John D. Robb) 強調，靈界權勢滲透整個人類社會，奴役世界上的各種組織、社會結構，乃至整個制度。這些力量”無所不用其極地滲入財團、政府、宣傳媒體、教育制度，甚至宗教團體，引誘人去崇拜金錢、名利、成功、權力、官場乃至宗教偶像。”因此，城市關懷宣教必須具備屬靈辨別力，能看透表象，識別並對抗這些靈界勢力。

處境化宣教理論

　　第四個重要神學基礎是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宣教理論。這一理論認識到福音需要以文化適切的方式呈現，才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理解和接受。正如文中所述：”所謂處境化就是讓基督教信仰和做法可以融入其他文化的風俗和世界觀之中…因為沒有一個普世基督教神學在任何時刻適用於每一個族群…新約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處境化的例子，例如撒瑪利亞婦人和她的朋友，和哥尼流一家。”

　　保羅的宣教策略展示了處境化的典範：他會先去會堂，尋找對信仰有熱忱的人；引發議論與好奇；傳講以耶穌、十字架和復活為核心的信息；同時留心觀察，找到文化切入點，進行情景布道。

當代城市環境中的宣教挑戰

文化多元性與身份認同

　　現代城市是文化的大熔爐，各種族群、信仰和價值觀在此交匯。這種多元文化環境給城市宣教帶來了特殊的挑戰。美國文化從”大熔爐”(Melting Pot)到”沙拉碗”(Salad Bowl)的變遷反映了這種挑戰的複雜性。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宣教工作需要特別注意避免文化沙文主義(Cultural Chauvinism)，即認為自己的文化優於其他文化的傾向。同時，宣教士需要理解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與次文化(Subculture)之間的關係與張力。

　　哈雷·塔爾曼(Harley Talman)強調了身份文化認同和身份持守的重要性，這意味著宣教士既需要尊重和理解目標群體的文化身份，也需要在維護基督信仰核心價值的同時，靈活適應不同的文化環境。

西方價值觀的轉變與基督教邊緣化

　　另一個重大挑戰來自西方社會價值觀的深刻變化。西方社會經歷了從”以神為榮”到”人本主義”的轉變，政府通過立法手段迎合大眾，降低道德標準(Legislate Morals) ，同時流行文化”以短暫代替了永恆，創造了一個誘人的享樂世界”。

　　美國社會在近十年內經歷了一系列所謂的”社會正義與賦權運動”，包括佔領華爾街、黑人命貴、女性遊行、#MeToo、投票權、民主社會主義、環保行動/綠色新政等。這些運動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重大轉變，也給基督教信仰在公共領域的表達帶來了挑戰。

　　更嚴峻的是，西方社會出現了從”去基督教化”(Dechristianization)到”解構”(Deconstruct)的意識形態轉變。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帶來了價值的””去中心化”和”意義深度的解構”，導致價值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盛行。

　　這些變化導致基督教在西方社會從”主流文化”變為”次文化”，甚至可能演變為”反文化”(Counterculture)。這一趨勢使得城市關懷宣教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重新思考宣教策略和方法。

移民群體面臨的多重挑戰

　　在城市環境中，移民群體面臨著特別複雜的挑戰，這些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文化適應的衝擊：移民需要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包括語言、習俗、社會規範和價值觀等。這種適應過程往往伴隨著身份認同的危機和文化衝突。
2. 生存環境的壓力：移民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往往面臨極大挑戰。他們可能居住在擁擠的環境中，缺乏足夠的隱私空間；飲食習慣可能難以滿足；交通和出行可能不便；工作條件可能惡劣等。
3. 社會融入的障礙：語言障礙、文化差異、社會網絡缺失等因素使移民難以完全融入當地社會。他們可能面臨歧視、孤立和邊緣化，導致心理健康問題。
4. 家庭關係的變化：移民過程往往導致家庭結構和角色的改變。例如，子女往往比父母更快適應新環境，造成代際張力；家庭成員可能分散在不同國家，導致親情疏離等。
5. 信仰實踐的困難：移民可能難以找到合適的宗教團體，或者面臨宗教實踐與工作生活的衝突。在宗教多元的環境中，他們的信仰認同可能受到挑戰。

　　這些挑戰雖然給移民群體帶來了困難，但同時也為城市關懷宣教提供了契機和切入點。通過關注和回應移民的實際需求，宣教工作可以以切實可行的方式展示基督的愛，建立信任關係，並創造分享福音的自然平台。

城市關懷宣教的策略與實踐

魏格納的務實傳福音策略

　　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提出了一套務實的福音傳播策略，強調”更高的宣教原則：有效率地使用宣教人員，以使完成特定可評量的目標”。他指出，”沒有目標就沒有策略”，並分析了影響宣教效果的幾個因素：肉體的動機、懶惰、對神話語認識不足、自我中心、不好的程序和缺乏彈性。

　　魏格納的策略為城市關懷宣教提供了實用的框架，強調目標導向、資源優化和策略靈活性。

保羅的宣教榜樣

　　使徒保羅的宣教策略為今天的城市宣教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1. “心裡著急就會有所行動”——對靈魂的急切關懷驅動宣教行動
2. “入大城市——人文薈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影響思潮”——了解城市的策略重要性
3. “先去會堂——對信仰有熱忱——存理性感性的人”——找到合適的切入點
4. “引發議論與好奇——甚至給我們下標籤的人談道”——創造對話空間
5. “核心信息——耶穌、十字架和復活的道理”——堅持福音核心
6. “留心觀察——找到切入點——情景布道”——善用處境化方法

處境化佈道與跨文化溝通

　　處境化佈道是城市關懷宣教的關鍵策略。它要求宣教工作者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群體的世界觀、價值觀和需求，並以對方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傳遞福音信息。這不是對福音本質的妥協，而是對傳播方式的調整。

　　在多元文化的城市環境中，宣教工作者需要離開自己的”舒適圈”，接納新的觀點，經歷思維的突破。這種突破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順服聖靈的啟示”。

移民關懷作為宣教平台

　　針對移民群體的特殊需求，城市關懷宣教可以發展出一系列具體的服務策略，將這些服務轉化為宣教平台：

1. 語言和文化適應服務：提供語言培訓課程、文化適應指導和翻譯服務等，幫助移民克服語言和文化障礙。通過這些服務，不僅解決實際問題，也創造了深入交流的機會。
2. 實用生活支持：提供住房信息、就業指導、醫療諮詢、法律援助等服務，解決移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需求。這種全方位的關懷展示了基督的愛，建立了信任基礎。
3. 社區歸屬感建設：組織文化交流活動、社區聚會、節日慶祝等，幫助移民建立社會網絡，減輕孤獨感和疏離感。這些活動自然地創造了分享福音的機會。
4. 家庭關係輔導：提供婚姻輔導、親子教育指導、代際溝通輔導等服務，幫助移民家庭面對遷移過程中的關係挑戰。這些服務將基督教價值觀自然融入家庭生活。
5. 精神和心理支持：提供心理諮詢、壓力管理、創傷治療等服務，關注移民的精神健康。這種關懷揭示了福音對心靈完全醫治的能力。
6. 信仰團體建設：根據不同文化背景和語言需求，建立多元化的信仰團體，創造移民可以自然參與的屬靈家庭。這些團體既保留文化特色，又超越文化界限。

　　通過這些具體的關懷服務，城市宣教工作者能夠與移民群體建立真實的關係，在解決實際問題的同時，自然地分享福音信息。這種整全的關懷策略反映了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進入人群的宣教模式，將言傳與身教結合，使福音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展現其變革生命的能力。

基督徒社會關懷者的角色與責任

　　作為城市關懷宣教的實踐者，基督徒社會關懷者承擔著特殊的角色和責任。香港社工教授曾潔雯博士(Dr. Sandra Tsang) 指出：”我們是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身份甚為尊貴；與此同時又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這種雙重身份使基督徒社會關懷者面臨更高的要求和挑戰。

　　基督徒社會關懷者的使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 “做一個忠實的耶穌跟隨者”——保持個人與基督的緊密關係
2. “做一個具活躍生命力，有影響力的社會關懷者”——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3. “做一個’力挽狂瀾’，不向世俗潮流屈膝的福音使者”——在價值觀衝突中堅守信仰立場

　　基督徒社會關懷者需要”有屬靈的透視能力，超越生理、心理的層面，進入人心靈的深處，去營救一個個被各種罪惡捆綁（苦毒、仇恨、傷害），心中失去平安喜樂的靈魂。”這種整全關懷的視角使基督徒社會工作區別於世俗社會工作，不僅關注表面問題，更關注心靈深處的需要。

當代實踐神學的挑戰與反思

　　當代城市關懷宣教面臨著實踐神學層面的深刻挑戰。隨著政治、文化、哲學、經濟、學術、教育、娛樂、大眾傳媒、藝術等領域，基督信仰的影響力與參與度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城市關懷宣教需要重新思考其策略和方法。

　　一個重要的反思方向是”回歸早期教會的信仰模式”。正如呂居所言：”在現今的情形下，回歸使徒時代的家庭教會模式，不但可以有效應對世俗強權的迅猛攻勢，而且有利於教會更新復原，以原生態的健康活力，獲得比過去40年更大的發展成果，讓《使徒行傳》的主題，在今天的中國教會得以延續。”

　　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形式模仿，而是重新發現早期教會所展現的生命活力、社群關懷和福音熱忱。在早期教會中，基督徒不僅通過言語傳福音，更通過生活方式和相互關愛吸引了周圍的人。到”3世紀末4世紀初，基督徒約佔羅馬帝國總人口的10%左右，成為一支強大的同質(homogeneous)社會力量。”這一歷史經驗為今天的城市關懷宣教提供了重要啟示。

結論

　　城市關懷宣教是一種整合信仰實踐與社會關懷的宣教模式，它紮根於聖經的普世宣教神學，基督徒世界觀，靈界爭戰的視角和處境化宣教理論等多重神學基礎。在當代城市環境中，面對文化多元性、西方價值觀的轉變、基督教的邊緣化以及移民群體的多重挑戰，城市關懷宣教需要發展出切實有效的策略與實踐方法。

　　通過關注和回應移民等城市特殊群體的實際需求，城市關懷宣教能夠創造自然的福音分享平台。基督徒社會關懷者在這一過程中承擔著特殊的角色和責任，需要在堅守信仰立場的同時，提供整全的關懷服務。

　　面對當代實踐神學的挑戰，回歸早期教會的信仰模式，重新發現基督信仰的生命活力和社群關懷，或許是城市關懷宣教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正如早期教會通過生活見證影響羅馬帝國一樣，今天的基督徒也能通過城市關懷宣教，在多元複雜的城市環境中彰顯福音的轉化力量。

現代城市人的需求——走線移民範例

以紐約角聲佈道團實踐城市關懷宣教理念為範例 Paradigm（2022–2024）

陳熾牧師

 

一、引言：城市宣教與走線潮的交會

　　在全球疫情逐步消退、經濟動盪與政治壓力並行之際，自2022年起，一股史無前例的華人走線移民潮湧入美國，尤其以紐約為集中落腳地。這些非法入境的走線者多數途經中南美洲艱險路線，穿越雨林與峽谷，只為在「夢想之地」尋求一線生機。

　　然而，這些城市新移民一踏上紐約這片土地，便立即面臨語言障礙、身份不明、法律困境、身心創傷與社會孤立等難題。就在此時，紐約角聲佈道團（CCHC）展開一場結合神學、社工與宣教的「城市關懷宣教」實踐行動，設立「走線移民援助處」，並與多間教會、政府部門策略聯盟，推展一套全人關懷的服務模式，彰顯基督之愛。

 

二、神學基礎：城市宣教的屬靈視野

　　根據陳熾牧師在〈城市關懷宣教：神學理論基礎與實踐策略〉中所述，城市宣教必須根植於聖經的普世宣教使命（啟5:9），透過處境化的福音信息與跨文化理解，將基督的愛活化於城市中最被忽略的角落，尤其是邊緣人群如無證移民、貧困家庭、單親母親與患病者等。

　　在這場以紐約為舞台的宣教行動中，角聲結合保羅「先進大城市、再建立福音核心點」的策略（參徒19:10），認清紐約作為文化思潮與政策風向的重要地位，在福音與社會服務中找到了交匯點。

 

三、移民潮背景：從中國出發、經拉美走線

　　根據《BBC專訪紀錄》（2024.10.29）​，大量來自中國內陸的中產失業者，為逃避經濟壓力與社會枷鎖，選擇經由「走線」偷渡至美國。他們多從山東、福建、河北出發，經泰國、厄瓜多、哥倫比亞、巴拿馬等國跋涉，歷時數月，終至美墨邊境。

　　這些移民多數為30–50歲的壯年男性與家庭單位，部分患病、失業、語言不通。抵達美國後，許多人被拘留於移民監所，無法即時獲得醫療與法律資源。部份人更在入境數月後即確診重症，如劉立洋一案​，顯示這群體的脆弱性與急迫性。

 

四、紐約角聲CCHC的回應：設立「走線移民援助處」

　　面對2022–2024年間大量走線華人湧入法拉盛，角聲佈道團迅速設立「走線移民援助處」，成為全美首個以教會為平台，專門服務非法華人移民的基督教機構之一​。其服務模式包含以下幾大方向：

1. 身分與法律協助：

• 協助申請 IDNYC（市民身分證）、ITIN（納稅識別碼）
• 合作律師提供免費政庇諮詢與法律講座
• 協助建立當地居住紀錄以備未來庇護案件申請

　　這些措施不僅協助新移民獲得基本的身份認證，也成為未來生活合法化的關鍵步驟。

2. 醫療與心理支援：

• 紹介紐約市立醫療機構（NYC H+H）
• 提供臨時白卡（Medicaid）諮詢
• 與角聲癌症協會合作，接觸病患如癌症、糖尿病者

　　如案例劉立洋（37歲）罹患肺癌，身無分文時獲角聲協助醫療轉介與募款，挽回生命與希望​。

　　同時，角聲也發現大量走線客心理健康惡化，逐步開設「心理健康講座」、語言小組與小型團契，強化心靈關顧功能。

3. 語言文化與教育支援：

• 英語班（ESL）、文化導覽、生活技巧班
• 幫助家長了解美國教育制度，協助孩童入學與文件準備
• 提供社區文化適應課程，協助「文化過渡期」的情緒管理

　　這類服務不僅有助於走線移民實現長期穩定，更潛移默化地建構福音文化的滲透場域。

4. 金融與居住協助：

• 協助開設銀行帳戶、解釋報稅責任
• 協助尋找低收入租房、認識租戶權益
• 發放食物包、冬衣、臨時物資

　　正如一位山西弟兄在2023年12月活動中所述：「感謝神在我漂泊無助時透過教會伸手相助」​。

 

五、策略聯盟：教會與政府的橋梁

　　角聲佈道團並非單打獨鬥，而是積極與地方教會、機構、政府單位合作。2023年12月9日的「走線人感恩活動」即聯合5間華人教會及紐約市移民局、市人權局舉辦​。此舉有三大成效：

• 提升教會參與度：聯合教會提供場地、志工與信仰支持，擴展福音廣度。
• 建立信任關係：透過實際服務打破移民對教會的陌生感。
• 創造歸信契機：當天有十餘人決志信主，證明「宣教–社關–歸信」三位一體策略的可行性。

 

六、從移民關懷到福音門訓：全人轉化的實踐

　　角聲不僅止於提供短期幫助，而是以走線援助處為平台，設計一條以「關懷–陪伴–門訓–委身」為主軸的福音旅程：

• 起初是法律與醫療的實際支援，打破冷漠社會結構；
• 進一步導入小組團契、英文班與家庭關係輔導；
• 再進入信仰探索與查經班，最後導向歸信與委身服事。

　　這是一個城市宣教具體化的見證——將福音從神學理論落實到街頭角落，回應現代城市人的真正需求。

 

七、挑戰與展望

　　然而，這樣的事工並非沒有挑戰：

• 人力與資源極為有限，對應日益增加的移民需求明顯吃緊；
• 在法律邊緣的服事須保持極高敏感度與透明度；
• 教會如何從傳統堂會走向「行動教會」模式，仍需深層轉化。

　　但正如早期教會在迫害中建立福音共同體，今日角聲的城市宣教行動也正預備未來一種更具「家庭教會」、「靈性群體」的模式，突破建築與堂會的限制，將福音「走進人群、紮根社區」。

 

八、在走線者中看見基督

　　劉立洋的故事、趙弟兄的見證、120位走線者的聚集——這些真實案例都提醒我們：「耶穌在哪裡？在監獄、在無家者、在患病者中」。城市不只是高樓與資本的集合體，更是福音宣教最關鍵的戰場。

　　角聲佈道團的走線移民服務模式，正是「道成肉身」的現代版寫照——在社會邊緣處遇見基督，在絕望之地開出盼望之花。

　　願這份宣教實踐，激勵更多城市教會走出牆外，進入人群，完成主所託付的普世大使命！

 

九、社會觀感與媒體形象：華人走線者的相對「隱形化」

　　儘管走線華人數量激增，但在主流媒體報導中，華人走線者的存在感相對較低，這一現象可歸因於幾個因素：

　　首先，華人移民文化中向來強調「隱忍」、「自助」、「低調」，許多新移民即便遭遇剝削或歧視，也傾向不報警、不聲張，而尋求族裔社區內部的解決方式，例如借助華文律師、會計、教會等網絡。

　　其次，主流媒體對移民危機的聚焦常鎖定拉丁裔、中東或非洲裔難民，原因包括語言可接觸性、抗爭行動的可見性與政治張力的放大。相較之下，華人走線者往往在社會表面維持「和平」、「守法」形象，較少出現在抗議現場，亦少有政治口號或團體化行動。

　　然而，這種「隱形的苦難」反而造成了資源配置上的不平衡。例如在紐約的庇護所分配中，許多華人因語言不通、不熟悉制度而無法申請政府資助，只能依靠宗教或鄉親互助組織，增加其被邊緣化的風險。

　　角聲佈道團正是在這個縫隙中發揮關鍵角色——不僅扮演華人社區與主流制度之間的橋梁，也主動將「看不見的聲音」帶進公共論述空間，讓政策制定者聽見弱者的呼喊。

 

十、走線女性與家庭議題：被忽略的複合型壓力

　　在走線者群體中，女性移民與家庭移民單位的處境更加複雜。許多單親母親帶著孩童穿越危險路線，抵美後面對的不只是身份問題，更是生活、教育與照顧的三重壓力。

　　以角聲接觸的個案為例，部分女性因在旅途中遭遇性暴力、虐待或人口販運而產生創傷症候群，卻缺乏心理資源與法律保護意識。此外，未成年子女在入學時遭遇語言困難與文化排斥，導致家庭內部親子張力升高，甚至衍生代際衝突。

　　在這些情況下，單純的法律援助或醫療轉介遠遠不足，教會與社區必須展開家庭系統式輔導，從信仰、心理、教育三方面提供穩定支持。角聲為此推動「家庭會談」、「親職教育」與「婦女小組」，希望建立信任與療癒空間，使家庭在異地重新尋得盼望。

　　此舉不僅展現基督教對「全人全家」的重視，更體現教會在後現代家庭危機中扮演的轉化角色。

 

十一、從危機到契機：走線潮對城市教會的再塑機會

　　表面看來，走線潮為城市帶來龐大社會壓力與政策難題，但從宣教角度而言，這其實是神為城市教會預備的「門戶開啟」。

　　一方面，走線移民屬於未被觸及的族群（Unreached People Group），多數原無福音背景，對信仰缺乏認識，但在異國他鄉遭遇人生谷底時，反而願意敞開尋求靈性答案，正是福音進入心靈的「神設時刻」。

　　另一方面，城市教會在此過程中也被激勵重新思考自身角色：不再只是禮拜堂內的敬拜者，而是街頭巷尾的服事者。教會若能轉化為「流動式救援站」、「跨文化轉化點」與「屬靈避難所」，將成為宣教歷史中極具代表性的轉型見證。

　　從初代教會的「接待客旅」到現代教會的「援助移民」，聖經所呼召的不是高牆內的宗教儀式，而是「到地極為祂作見證」的行動福音。走線潮既是危機，也是復興的導火線，只要教會回應得當，就能見證「神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

 

十二、以耶穌的腳蹤，走進走線者的生命

　　劉立洋的肺癌、趙弟兄的驚險小船、單親母親的絕望、角聲牧者的陪伴——這些畫面共同組成當代「路加福音」的寫照：醫治病人、餵飽飢餓者、安慰傷心人、傳揚天國。

　　城市不僅是政策之地，更是靈魂之地。走線潮不是偶然，而是屬靈戰場的延伸。在這場鬥爭中，唯有基督的身體——教會，能走進人群深處，用愛、用真理、用行動，證明天國已臨。

 

十三、走線移民與城市公共政策的交會點

　　走線潮不僅是一場移民現象，更直接挑戰當前城市公共政策的底線與邊界。以紐約為例，作為庇護城市（Sanctuary City）多年，其政策設計原以保護少數族群與難民為導向，然而自2022年起湧入的大批走線移民，已使得原本緊張的城市資源系統進入崩潰邊緣。

　　首先在住房政策上，庇護權保障所有新抵移民基本住宿權利（Right to Shelter），但大量無身分移民湧入後，緊急安置系統瀕臨超載，甚至影響本地低收入居民原有的庇護需求與福利申請。

　　其次在醫療與教育資源上，未成年無證孩童有權利進入公立教育體系，但語言適應、人手不足、心理輔導等挑戰接踵而至，教育局與學區教師面臨極大壓力。同時，新移民在就醫時常因無保險、語言不通、文件不全而延誤病情，亦加重公共醫療體系的應變負荷。

　　因此，城市教會與信仰機構介入的角色，已非單純「補位」，而是在制度斷層中承接「人的尊嚴」與「靈魂的需求」，為公共政策提供另一層道德與實踐基礎。

 

十四、屬靈牧養與跨文化門訓的新挑戰

　　針對走線移民的宣教工作，傳統牧養模式已難以滿足其多元且深層的屬靈與文化需求。這群新移民大多沒有教會背景，也未受過正統福音訓練，進入教會後常帶著對宗教的陌生與戒心。因此，牧者與同工須建立新的跨文化門訓架構。

　　角聲佈道團在這方面的創新包括：

• 以「生命故事」而非神學概念為切入點，先談人，再談信仰；
• 結合英文教學與查經班，讓語言成為建造而非阻隔的工具；
• 與社工、心理輔導師合作，整合心靈與信仰成長的支持系統；
• 對歸信者設立「文化適應型門訓課程」，幫助其在美國生活與福音真理間取得平衡。

　　這種以文化、心理、靈性並重的牧養路線，正是回應當代城市教會對「陌生者」的新福音責任。

 

十五、全球視野下的城市宣教再思

　　值得一提的是，走線潮並非華人社群獨有現象，整個全球南方國家（Global South）因氣候災難、戰爭、政治專制與經濟崩潰等原因，正大量釋出移民與難民人口。城市，尤其是國際都市，將持續成為這些人口流動的終點與交會地。

　　因此，角聲佈道團的城市宣教實踐可視為一個全球性模式的試點。教會若能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套可複製、可本地化的「Migrant Mission Model」，將能對未來十年全球教會的城市策略產生啟發性影響。

　　宣教不再是從「已開發國」到「未得之地」，而是從每一個城市的街頭出發，服事新住民、異文化者、無家者與尋道者。這是21世紀宣教的新挑戰，也是主內信徒的新榮耀。

美國新總統對全球的影響

葉漢中

 

　　美國新總統川普於2025年1月20日就職後，兩個多月來無論是在貿易上，如針對毒品芬太尼和移民越境等問題，說要對加拿大與墨西哥全面加徵25%關稅，且已對中國兩次各加了10%，此外對鋼鐵、鋁材、汽車及零部件、藥品和半導體徵25％，4月起更對全世界開徵「對等關稅」等；或「企圖」擴大領土，發出如「加拿大可成為美國第51州」、「買下格陵蘭」、「收回巴拿馬運河區」的言論；內政方面取消「多元、公平、包容(DEI)」政策、禁止跨性別男性參與女子運動、軍機遣返多國無證非法移民、拋出聯邦雇員優退計畫、裁撤聯邦機構、暫停一切對外經濟援助90天、重振造船業等；外交方面雖在上任前就已促成以色列與哈瑪斯的初步停火協議，卻又說準備在清空巴勒斯坦人後，要「接管加薩」將其開發成「蔚藍海岸」觀光區，引起幾乎全球各國的一致撻伐、他譴責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為獨裁者，甚至在白宮與其公開爭吵，並在聯合國首度與俄羅斯及中國站在同一邊、一面要與俄羅斯在沙烏地阿拉伯談如何停止俄烏戰爭，卻將烏克蘭與歐盟排除在外、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及世界衛生組織……幾乎每天都有新聞，令人目不暇接。有些項目他已發出總統行政命令開始執行，有些則預定在未來數月內實施，另一些也許只是他虛張聲勢的談判手段。所有這些提議、看法或施政方向，都頗具爭議，有人讚、也有人恨，甚至很多命令的適法性仍在各級法院攻防之中。無論如何川普上任對全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有關領土的爭議，至今應該還沒有人把他想「兼併加拿大」的說法當真，但與加拿大的關係卻已是一落千丈，目前在加的反美情緒日益高漲，連4月28日的大選，誰更反美、更能反制川普似乎反成為競選主軸。巴拿馬運河區的言論已導致李嘉誠的長江和記集團決定退出全球23國43個港口的業務，賣給以貝萊德(BlackRock)為首的財團。此舉牽動了中國政府的怒火，說將「依法審查」；網民更痛斥李嘉誠為賣國商人。其實李應該只是在商言商，不想多惹是非，但如此上線上綱的反對，似乎反坐實了川普所擔心的中國在背後的影響。格陵蘭離紐約市比其宗主國丹麥更近，對於美國，尤其是在把中俄兩國當假想敵的前提下，能提供先期警報並防阻經由北極而來的攻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國想買格陵蘭，早在1867年就有，1910至1955年間亦曾數度提出，川普並非首創。目前無論是格陵蘭或丹麥都說了「不會賣！」但川普在3月29日還強調「100%會拿下，且不排除動武。」其理由是「去看看周邊航道，就會發現到處都是中俄的軍艦。美國取得此島，不只是為美國，也是為維護世界和平。」後續如何仍待觀察。

　　川普認為在關稅問題上，美國是受害者，因為對進入美國的商品，美國的關稅很低，其他國家則對進入的美國商品徵收高關稅，甚至還有非關稅壁壘，美國吃虧大了。這觀點是有數據支持的，根據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及世界銀行2021年的資料，全球197個關稅體中，美國徵收的關稅在1.4%至3.4%之間，相比最高的在24%至32%間，真是太少了。所謂「對等關稅」就是對同類商品，你收100%，我也收100%，目的是最好大家一起降。當然對美國的民眾而言，在享受低關稅，甚至零關稅的物價多年之後，提高的關稅成本必會轉嫁至最後的消費者身上。據估計單是一輛進口車，在25%的關稅生效後，平均售價可能將上漲$7000至$10000，的確難以消受。不過，美國提高關稅的結果，一定會使國內物價高漲，並且引起通貨膨脹嗎？其實也不一定，因為許多國家如果不想讓最後的消費者嫌貴，連帶影響到出口，甚至經濟成長，就會故意降低本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使進口價降低，即使加上關稅，最後的價格就不會漲太多。不過如此一來，很可能會讓美元過於強勢，更有助美元流出到出國旅遊、國外設廠、買進口貨等川普不想看到的結果。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能「每兩天造出三艘船」，但去工業化的結果是，過去十年每年只能生產五艘！如今中國的造船業產能是美國的200多倍，為彌補差距及加強國防工業基礎，白宮成立了新的「造船辦公室」，且要設立海上安全信託基金以在未來九年內為造船業提供資金，及創建海洋機會區以促進投資。此外還要對外國船隻徵收港口維護稅，並對在墨西哥或加拿大卸載外國貨物的承運人徵收相關費用和另外 10% 的費用。3月24日美國貿易代表署提議對中國建造的船徵收每個港口最高$150萬的港口費，並對其船隊或訂單中擁有中國建造船舶的運營商的所有船隻(無論是否中國建造)徵收每個港口最高$100萬的港口費，並提議將美國出口貨物運輸限制在極少數懸掛美國國旗或是美國建造的船隻上。代表全球90%以上貨櫃船運力的營運商團體，世界航運理事會(WSC)表示，這勢必會改變全球海運的現有模式，因為美國建造的船隻實在太少，為了規避如此高的港口費，將迫使商船僅停靠如紐約、洛杉磯等大港，且減少停靠次數，對中小型港口會是毀滅性的災難。只用美製商船，也將大幅推升美農產品的出口成本。

　　透過政府效率部的揭發，已讓世人清楚看到聯邦政府多年來腐敗與浪費的問題的確相當嚴重。川普要「讓美國再度偉大」，他的團隊也確實正在朝此方向努力，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美國的頹廢不是一天造成的，想在短期內力挽狂瀾，難免有備多力分，顧此失彼的問題。願上帝賜下聰明智慧，使川普政府內人人都能虛懷若谷、謙沖自牧，而非譁眾取寵、草率行事，則美國幸甚，世界幸甚。

都市生活：藝術宣教新禾場

郝青松

 

（一）藝術宣教的新語境

　　20世紀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城市化趨勢，強烈影響了宣教的地理和文化語境。今日世界，大多數人口都集聚在城市中生活。一般而言，城市中並不缺乏基督教文化，特別在歐美國家，教堂比比皆是，但現代文明越發達，基督徒人數越銳減。這被稱為是一個後基督教的時代。因此，現今的城市宣教迥然不同於之前歷史中前往信仰荒蠻地區的宣教。這是宣教的新語境，也是藝術宣教的新語境。

　　現代都市基本都是人文主義觀念建構的城市，城市越發達，生活越世俗。都市的世俗生活，隨處可見索多瑪和蛾摩拉的影子。特別是近幾十年，歐美國家的社會狀況呈現出自由氾濫的局面，非法移民、性別多元化、黑命貴等等現象越過應有的社會秩序，嚴重危害了西方文明的基督信仰根基。城市是多種文化的匯聚地，必然會有多種價值觀的碰撞。少數和弱勢群體，應該得到關懷和優待，但並不意味著價值觀的天然優越。在城市宣教的事工中，常常會遇到公義和恩典的衝突疑惑，譬如針對走線非法移民的關懷。這是城市宣教的新挑戰，也是藝術宣教的新挑戰。

　　城市環境中多元價值觀的劇烈碰撞，決定了藝術宣教要比以往更多面對文化衝突和融合的問題。

（二）藝術宣教的新觀念

　　藝術宣教是在功能上對初代教會以來基督教藝術史的理解。羅馬政權逼迫下的初代教會，很多基督徒在羅馬郊外的地下墓室聚會敬拜，因此留下了諸多早期基督教藝術的遺跡。很多繪畫簡單稚拙，卻在符號的背後有著極深的神學意義，給當時深受逼迫的基督徒以極大的盼望。在中世紀長達一千年的神聖氛圍中，輝煌的教堂建立起來，其中佈滿雕塑和繪畫，被稱為「石頭聖經」，以幫助眾多沒有識字能力的人看懂聖經的教導。而且，很多藝術作品並不只是聖經敘事的視覺轉化，而是神學教義的高度濃縮和概括表達，比如舊約對新約的預表。在一件作品中就可以把握整本聖經最重要的道理，並且傳達給觀眾。而這樣邏輯性很強的神學教義，不僅教導不識字的人，同時也教導知識階層人士。之後及至文藝復興以降，基督教藝術並沒有在人文主義的復興中退卻，而是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之下進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走出被膜拜的神壇，成為生活中的敬虔美學。

　　藝術宣教在這時有一個重要的轉向，即在敬虔生活中發現和保守來自上帝的美和藝術。美和藝術的源頭在上帝最初的創造，「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一切所造的都可以見證和榮耀神，而不只是所謂的藝術。之所以在世界中分離出藝術，是因為世界已經被罪污染，而藝術要成為上帝的鏡像。所以，我們不要看小了藝術，只把藝術理解為藝術家的藝術、博物館的藝術。宗教改革因此帶領教義的歸正，也要帶領藝術的歸正。新教反對天主教的偶像藝術，因而被誤讀為反對藝術，其實新教對藝術的理解更為生活，也更為敬虔。雖然後來祛魅上帝的現代世界只要生活不要敬虔，但新教對藝術的生活化理解卻給我們新的藝術宣教觀念：在生活化的世界中尋求敬虔之美，重建與神美好的關係。在「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當代藝術時代，藝術不再只是特別的恩賜，而是基於上帝創造的普遍審美意識。日常生活就是一張張圖像，人人都是圖像的創作者和編輯者，也是觀看者和傳播者，因此，基督徒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宣教士。

（三）藝術宣教的新生活

　　藝術宣教要講上帝的故事，可以使用城市中得天獨厚的藝術資源。城市中會有很多博物館和美術館，譬如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就可以看到全球文化的大集合。在圖像時代，重要的是怎麼看。博物館的策展人有基於多元文化的策展和陳列觀念，但基督徒可以有另外基於基督信仰的視角。從藝術宣教的角度，博物館是一個難得的宣教新禾場。大多數人在藝術作品面前似懂非懂，但又非常希望能夠完全看懂。西方藝術史的大多數作品都與聖經有關，因此基督徒很容易就能看懂作品中表達的故事，也能夠在博物館的陳列中找到潛伏的聖經故事。

　　但在宣教事工中又不能過早去講上帝的故事，需要先在友誼中建立關係，分享自己的見證，以生命影響生命，進而很自然地講述上帝的故事。

　　以生命影響生命，不單單是關於自己信主這一次的見證分享，更是長時間的服侍與關懷。基督徒的生命會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如「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 5:22-23 和合本）這不就是基督徒生命應有的敬虔之美嗎？而音樂、繪畫、服裝、社交、服裝、禮物等等這些生活內容都可以透露出基督徒對美的理解，都可以呈現基督徒的生命故事。

　　所以藝術宣教就是生命和生活宣教的審美外化，基督徒生命更新之後的敬虔生活之美即是藝術宣教的預備，從而，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宣教士。

藝術宣教的迷思

陳鈞陶

 

　　神創造天地萬物，最初人類看見大自然的美麗，於是便衍生詩歌、音樂、舞蹈、戲劇、繪畫各種方式來表達讚頌之情，何其美妙。人類美的觀念都是源自神，藝術創作是一種特別的恩賜，能夠發揮創作的恩賜來事奉，是一件十分喜樂的事情。我的藝術宣教事奉是從福音漫畫開始。

奇異的漫畫宣教
福音漫畫並非如其他事工那麽容易見到宣教果效，常常被人視為可有可無的義務事奉；說到要出版漫畫書冊，更是難於登天，我的漫畫事奉之路甚為曲折離奇。最初我得到香港聖公會週報邀請編繪漫畫，並有次文化堂的支持，出版了漫畫集。後來負責澳門《時代月報》的漫畫專欄《明亮濠光》，並且獲得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的支持出版了漫畫集。那時，我改編摩西的故事成為四格漫畫，連載在加港不同的教會媒體。經過數年的筆耕，當籌備出版《摩西的杖》的時候，卻是困難重重，出版計劃一直束之高閣。很多家長反映，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實在需要有更多正向理念的兒童讀物。可是當我要出版福音漫畫集的時候，卻得不到主內肢體的支持，很是氣餒。文藝復興時期，教會和富有的信徒贊助藝術家把神學理念貫注於作品中，成為當時的視覺神學。可惜在這個資訊發達的世代，神的兒女卻缺乏藝術的屬靈遠見。

文藝宣教的異象
我把出版意念交託在禱告裡，天父卻引領我開啟了文宣事奉。過去十年，我一邊堅持創作漫畫和聖經故事插圖，一邊學習文宣，用生活化的題材述說福音信息。感恩有次文化堂的支持，在香港出版了四本散文。後來領受藝術宣教的異象，策劃了一套藝術與信仰的課程，幫助學員重尋美的標準和學習研讀聖經的方法。這套課程在疫情中幫助很多人度過窘境；然而當我尋求基督教機構來支持出版有關藝術靈修的新書時，再次一波三折。這個出版異像從神而來，卻沒法得到福音機構的支持，令我感到十分疲累。我能理解福音機構的困難，事實上他們也有難處。
《詩篇》118篇位於和合本中文《聖經》的中心，道出神的指示：「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人；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王子。」（詩118:8-9）經文表示我們要全然倚靠父神，我從《詩篇》得到安慰，就學習放下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專心禱告等候父神的帶領。某天靈修，重溫希臘文Mártus，這個字的意思是見證人，神在歷代歷世尋找見證人述說祂的大能和恩典。這個希臘文還有另一個解釋，解作殉道者，意思是無條件甘心奉獻的人。於是我就禱告父神，祈求祂感動五十位見證人，集資出版這本述說神創造大能的《畫出生命之道》。信息發出後，在三天裡得到五十位見證人的回應，集齊資金落實出版計劃。這次的經歷給我深切的反省。

沙灘上的足印
藝術宣教常常被人忽略，藝術宣教者的境況更是孤立無援。我彷彿是置身於荒島的求生者，不斷在沙灘上塗鴉，對外發出信息，卻遲遲得不到回應。然而當我在荒島的沙灘上回望，沒有塗鴉，只有一行足印⋯⋯
一九六四年，瑪姬（Margaret Fishback Powers）寫了一首優美的詩篇¹，描述主與她在夢中同行，沙灘上有兩雙足印；但當她到了人生最愁苦難熬的日子，回望沙灘上只有一雙足印。瑪姬質問為何她需要主的時候，主卻離開她。主輕聲回應：「你見到一雙足印的時刻，是我懷抱著妳。」
這首詩深深感動很多在憂傷中的信徒，然而《足印》²（Footprints）的故事還有另一個版本。
耶穌道成肉身，為世人的罪而捨己。最後陪伴主在客西馬尼園的三個門徒，都昏睡了，祂身邊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宣教路的孤寂。但基督耶穌緊緊倚靠著天父，禱告裡表白要照父神的旨意成全使命。沙灘上的一雙足印，是耶穌基督在人間用生命走過的蹤跡；藝術宣教者也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參太16:24；可8:34；路9:23），全然倚靠父神，跟從主的足印，把足印踏得更深，好讓後來的人可以有跡可尋，成就獨特的宣教使命。
每一步踏在主的足印上，使我體會自己的軟弱，只有仰望父神的大能，才能讓我走出人生的荒島。這些年來的文藝事奉，使我看見生命的亮光，耶穌正站在足印的盡頭，溫柔地等候跟從祂的人。

回應經文：
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真實，好引導我，帶我到你的聖山，到你的居所！（詩43:3）

註：
1.瑪姬・費雪貝克・包爾斯，《足印背後的故事》，加拿大，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2005年，p18.
2.《足印》原名是《我有一個夢》（I had a dream），瑪姬・費雪貝克・包爾斯，《足印背後的故事》，加拿大，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2005年，p3.

 

作者：陳鈞陶 (筆名保捷)，任職設計師、插畫師及專欄作者, 著作有《52封不寄的情書》、《畫出生命之道 – 植物篇》等。

角聲書室好書推薦

《21世紀教會成長學》和《都市裡的基督徒》

陳凱琳

 

　　提摩太凱勒牧師所撰寫的《21世紀教會成長學：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教會新異象》（原文書名：《Center Church: Doing Balanced, Gospel-Centered Ministry in Your City》）與雷蒙貝克牧師（Ray Bakke）所著的《都市裡的基督徒》（The Urban Christian）是兩本深入探討城市宣教、基督徒使命與教會事工的重要著作。這兩本書的成書時間相距二十多年，所描述的城市觀大不相同。雖皆聚焦於城市的教會使命與基督徒角色，卻在觀點及實踐的重點上各有特色，能相互補充，提供讀者更加完整而平衡的視野。

　　在凱勒牧師撰寫的《21世紀教會成長學》中，城市被視為文化、經濟和社會互動的樞紐，具有多元、快速變遷、個人主義盛行的特點。他認為城市不僅是居住和工作的場所，更是思想和價值觀碰撞交流的重要場域。凱勒牧師強調因著城市的全球化與多元化特性，都市居民普遍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與獨立思想，教會必須具備文化敏銳度，以理解和回應城市居民的深層需求。在此定義下，凱勒的城市觀聚焦於城市的結構性與組織性等特徵，認為教會應該透過植堂、參與社區、投入公共議題等整體策略，來觸及城市居民。他強調教會應作為有組織的整體事工，透過有效的模式與策略，更廣泛地影響城市的文化與社會。

　　凱勒牧師以自身在紐約市的多年牧養經驗，提出了「中心教會」模式，即教會要以福音為核心，在神學立場、文化敏銳與社會實踐之間取得平衡。該書認為，教會若只專注於神學而不關注文化，或過度妥協於文化而失去福音的純正，都會使教會無法有效地觸及和影響現代都市人群；凱勒牧師特別指出城市植堂的重要性，認為透過植堂可以觸及不同社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群，有效地擴展福音的影響力。此外，他也強調教會公共使命的重要性，主張教會應該積極參與社區公益和社會正義議題，展現福音在城市生活中的真實力量。

　　另一方面，雷蒙貝克牧師在《都市裡的基督徒》中則強調城市的人際互動與日常生活層面。他認為城市是人們每日生活、工作的環境，也是日常人際關係形成與發展的場所。貝克牧師書中所探討的城市，有人際疏離、社會不平等、貧困與犯罪等具體的社會問題，他認為這些是每個基督徒必須積極回應並投入的議題。

　　貝克牧師的城市觀更加注重個人與人之間真實而緊密的互動關係。他鼓勵每一位基督徒積極參與城市生活，強調個人在職場、社區和家庭中的角色，提出基督徒應視自己為宣教士，透過日常生活中的積極投入，展現福音的真實性與影響力；雷蒙貝克牧師特別強調職場見證，指出職場是城市宣教的關鍵場域，基督徒應以專業能力、誠信態度和愛心行動，影響職場文化。他也鼓勵信徒主動投入社區服務，回應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貧困、犯罪和教育不公等社會問題，透過實踐福音的核心價值，帶動城市的轉化。

　　從兩本書的比較來看，凱勒著重於城市的整體性，聚焦於組織、文化及公共事務的策略性參與；而貝克牧師則強調城市作為日常生活和人際互動的場所，著重於個人如何在具體社區與職場中活出信仰。兩種定義並不互斥，而是彼此補充，共同構成對城市更完整的理解。凱勒牧師提供的是整體性的城市教會策略，適合教會領袖和牧者用於組織規劃和長遠發展；貝克牧師提供的是具體的個人行動建議，激勵信徒在生活中主動參與社會與職場。

　　兩書共同的貢獻在於提醒教會與信徒，城市宣教必須兼顧整體教會架構與個人實踐行動。教會若只重視內部成長，忽視外在社會參與，將難以有效影響城市；個人信徒若僅專注個人屬靈生命，忽略集體見證的力量，也無法全面展現福音的真實。因此，這兩本書的搭配閱讀與實踐，對現代都市教會及信徒而言，具有非常重要且實際的價值。

　　《21世紀教會成長學》與《都市裡的基督徒》提供了互補的視野，能幫助現代都市教會更完整地實踐福音使命。這兩本書不僅適合教會領袖、牧者和信徒深入研讀，也提供了明確的實踐指引，幫助教會和個人在城市環境中共同發揮福音影響力，推動城市的屬靈與社會轉化。

「牧養宣教」的真正意義

王大為牧師

 

　　勞伯祥牧師在【創刊號】（從「城市宣教」到「牧養宣教」）的文章中提到，他決定以「牧養圈外的羊」作為角聲的事工目標，而且擬定「尋找，餵養，保護，醫治」作為事工方針，認定「牧養宣教」是當代教會應該正視的宣教之路。

　　因此，本期以「牧養宣教」為主題，探討「牧養宣教」的聖經根據及範例，陳曉東牧師繼續「從以諾城到新耶路撒冷」的系列文章，進一步思考新約使徒保羅在以弗所城的牧養宣教。文中提及「牧養宣教學」（Shepherding Missiology）是探討一種更具關係性、道成肉身且有深度關懷的宣教實踐，並將宣教理解為尋找、牧養、保護、醫治、關懷、陪伴、引導與群體養育的牧養宣教，而非僅是口傳佈道或增加教會人數規模的拓展。

　　黃瑞珠傳道則從舊約宣教神學的視角，以尼尼微城的興衰，表達「聖經中的城市不只是文化中心，更是神使命的聚焦點和屬靈爭戰的前線。」因為城市在神國的計劃中，既是審判的舞臺，也是復興的搖籃！

　　陳熾牧師參照 Scott Moreau 的處境化宣教模式，結合角聲佈道團的實務經驗，設計出一套「回歸早期教會信仰模式」的實踐藍圖，說明如何喚醒信徒生命活力，轉化城市成為福音之城。

　　宋愛家牧師指出「尋找、餵養、保護、醫治」不僅是工作流程，更是合乎聖經的「牧養宣教模型」。宣教不是項目、不是策略，更不是表演，是以耶穌的心為心，去靠近、陪伴、扶持那些迷失的人。

　　新創立的「華信教會」陳保羅牧師從植堂經驗與心得，分享在法拉盛推動福音事工的思路與實踐。他提出「小組教會型」植堂模式，是一條務實、有異象的教會拓展之路，既能讓教會迅速覆蓋社區，滿足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又能在家庭與社區的「貼近土壤」環境中，實現「門徒倍增」、「牧養深度」的雙重目標。

　　「吹號者事工」創辦人鄭立新牧師認為教會真正的危機，不是年輕人離開了教會，而是教會離開了年輕人所身處的世界。因此，他開發「聖經世界觀」培訓課程，裝備基督徒和教會如何面對時代的挑戰。

　　年輕的青少年導師Esther姊妹也撰文分享參加營會後的感想，她認為青少年事工最大的挑選不是活動策劃，也不是人數增長，而是走進青少年的心裡，怎樣從「愛他們」到「懂他們」。

　　角聲宣教士學院首屆畢業生王淑霞牧師撰文分享自己的宣教牧養心志，回顧從街頭佈道到牧會植堂的心路歷程，步入暮年的她計劃在紐約開拓埃及人教會，如同勞牧師在《寫給學生的牧函》中強調，事奉中堅持到底的人，必須愛火常燃，熱切地要把最好的獻給主。同樣，葉漢中執事也撰文紀念享年88歲的羅馬天主教宗方濟各，認為他積極推動教會革新，大聲疾呼對抗貧窮、關懷弱勢、重視氣候變遷，並直接面對教會內長年的問題。

　　郝青松博士重申當代基督徒藝術家的福音使命，為了讓藝術作品成為闡明真理、傳遞生命的載體，藝術家需要具備神學的知識，以及宣教的心志，才能達到藝術宣教的目的。

第二封給學生的牧函

勞伯祥牧師
（角聲宣教士學院院長，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創辦人）

 

親愛的同學們平安：

　　這是我給大家寫的第二封信，想談談如何能夠始終如一地熱切事奉主，而不會半途而廢。半途而廢，不一定是完全離開崗位；而是雖然仍在宣教行列中，但實際上卻已經失去了宣教的熱誠。這種情况具有殺傷力，不單工作沒有力量，而且虛假不辨，會讓人對我們的信仰失去信心。

　　但我也曾聽到有人譏諷今天的神學教育，不單無法造就出優秀的工人，反而讓一些帶著熱誠接受造就的學生們越來越冷漠；那是因為今天神學院沒有熱切的生命交流，沒有宣教異象傳遞，讓神學教育流於空談，這也是讓學生們半途而廢，或作工乏力的重要原因。

　　我很希望「角聲宣教士學院」不是這樣，故懇請同學們常為老師們恆切代求，也為自己禱告，讓我們事奉的火不致熄滅。我想，如果教會中的弟兄姊妹，都常用代禱來作為走在前線領袖的遮蓋和掩護，那是何等美好的圖晝。

　　除此以外，我們都要珍重神的「恩召」，這常常是我們能夠在事奉路上堅持火熱的原因。在我進入神學院的那個年代，院長常問奉獻全職事奉的學生：「有沒有神的呼召！」我個人體會的重點不是神呼召我們做什麼事，（例如「牧養圈外的羊」是我蒙召要做的事），最重要的，這是「主的呼召」，使徒保羅稱之為「恩召」！我在事奉主的路上也曾有過多次的冷淡與停留的時候，但我總能重新站立起來，那是因為我對主的恩召與造就不敢忘懷。

　　事實上，蒙主呼召的人不乏恩賜的表現，因為呼召我們的神會負責到底，這是為什麼失了火熱的心志，仍然活躍在教會中的原因。但堅定地忠於基督的人，不會以「做了」為滿足，而能愛火常燃，熱切地要把最好的獻給主。

　　「角聲」全體正與多間教會合作，一起在今年九、十月間舉行連續 42 天的佈道大會，深盼大家雀躍參與，把自己最好的獻給主，藉此也「燃點」身邊弟兄姊妹火熱的心，一起熱心傳福音；我們所求的不單是美好工作的成果，人們蒙恩信主固然重要，但我們更希望看到在主壇上有熊熊的愛火，各人都熱切地把最好的獻給那呼召我們的恩主。祝
為主卓越

角聲宣教士學院院長：

勞伯祥

從以諾城到新耶路撒冷2

論保羅在以弗所城的牧養宣教

陳曉東牧師

 

摘要
本文延續第一部分「從以諾城到耶路撒冷」的神學思考，進一步探問新約使徒保羅在城市牧養宣教的洞察。筆者以《以弗所書》為核心文本，參考提摩太前後書和使徒行傳的記載，分析使徒在羅馬帝國城市處境中對教會身份、群體功能、社會倫理與屬靈爭戰的理解，進一步呈現出城市不僅是人神對立與偶像權勢的集中地，也可以是透過牧養宣教見證福音榮耀與預備新耶路撒冷降臨的神聖空間。

一、引言：在當代城市宣教中再思「牧養宣教」

　　在全球遷移、都市破碎與教會領袖疲弱的今日處境中，教會的宣教想像正面臨深刻挑戰。面對這些轉變，越來越多的當代宣教學者不再單單依賴19世紀擴張式宣教策略論述，而是轉向一種更具關係性、道成肉身且有深度關懷的宣教實踐。這一宣教思考我們可稱之為「牧養宣教學」（Shepherding Missiology），它重新將宣教理解為尋找、牧養、保護、醫治、關懷、陪伴、引導與群體養育的牧養宣教，而非僅是口傳佈道或增加教會人數規模的拓展。
「牧養」的形象深植於聖經敘事中：從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篇23篇），到先知以西結責備不忠心的牧人（以西結書34章），再到主耶穌自稱「好牧人」（約翰福音10章），「牧養」從來不是軟弱的代名詞，而是帶有保護、醫治、領導與公義責任的使徒性角色。宣教因此不僅是「被差派出去」的行動（羅馬書10:15），更是「尋找圈外的羊」、「住在羊群中間」的生命見證。因此，在當代宣教處境中牧養宣教也發展出三項核心的實踐面向：

1. 牧養（Shepherding）
   教會領袖需如乳母般細膩，建立跨文化的牧養系統。這包括語言的跨越、情感的陪伴、家庭的輔導與代際的整合。尤其在跨文化婚姻、新移民子女的養育與青少年身分認同等議題上，宣教者被呼召成為具有心理、社會與屬靈輔導能力的綜合型牧人，能貼近人群、陪伴掙扎、釋放醫治。
2. 代禱（Intercession）
   移民社區面對的法律困境、社會邊緣化與心靈創傷，往往無法僅靠策略或資源解決。在這樣的張力場域中，牧者如保羅一般，需要以長時間、深層次的代禱服事，成為城市中的屬靈管道。透過聖靈的帶領與代求，牧者在隱密處為社群向神呼求突破與轉化。
3. 守望（Watchkeeping）
   牧者亦需如古時的城牆守望者，洞察社區中潛在的屬靈與社會危機，例如異端思想、毒品滲透、媒體資訊轟炸、家庭暴力、心理健康挑戰與移民剝削等現象。這需要具備屬靈分辨力與社會洞察力，引導教會與社區採取合宜的應對與預防，建立健康、有防護力的屬靈環境

二、牧養式宣教的回歸與更新：當代宣教學對牧者宣教士角色的神學反思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與後基督教語境日益擴張的今天，宣教學界逐漸從過去以「策略推進」、「結構擴張」為核心的功能主義模式中轉向，重新發現以「牧養」為中心的宣教神學進路。本文主張，「牧養式宣教」不僅是一種關懷取向的實踐策略，更是一種深植於聖經敘事與教會歷史的神學範式，呼應著當代宣教場域對關係性、跨文化理解與靈性深度的渴望。

A. 從宣教擴張到宣教陪伴：範式的轉變
傳統以來，宣教士多被視為福音的傳遞者與文化的開拓者，然而在21世紀後殖民與多元文化語境中，這種角色定位已顯不足。宣教學者如Christopher Wright（2010）、David Bosch（1991）、以及Paul Hiebert（1994）等人早已指出，當前的宣教行動必須從「知識的傳遞者」轉變為「生命的陪伴者」、「文化的對話者」與「靈性的引導者」。這一轉變可被稱為「牧養式宣教」，其特徵不僅在於形式的改變，更在於態度與本體論述的重塑——牧者宣教士不再高居其上，而是學習與被牧養對象並肩而行，成為雙向學習與醫治的中介。

B. 聖經牧養意象與宣教實踐的整合
牧養式宣教神學深受聖經中牧人形象的啟發。從耶和華為牧者（詩篇23篇）、耶穌為好牧人（約翰福音10章），到保羅對以弗所長老的交託（徒20章），牧養始終是一種結合深度關係、責任擔當、引導保護與自我犧牲的神聖職分。當牧者的角色被置入跨文化宣教脈絡中，其神學意涵也隨之擴展：牧者不僅守護教會，也成為橋樑、陪伴者與創傷處境的醫者（Henri Nouwen, The Wounded Healer, 1979）。

C. 散居與後殖民處境中的牧養角色再造
在散居群體（diaspora）與後殖民社會中，宣教士面臨的不僅是語言與文化的差異，更是身份、歷史創傷與權力結構的交錯。Andrew Walls（1996）與 Vincent Donovan（1978）指出，真正的牧養式宣教不是文化輸出或神學複製，而是透過深度聆聽與文化尊重進行的福音詮釋與共創。
牧者宣教士在此處境中扮演「詮釋者」與「促進者」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協助當地信徒重新發現福音與文化的交織點；另一方面促成跨文化、跨世代的信仰對話，建立地方化的靈性生態系統。

D. 從策略領導者到關係引導者的角色轉型
當代學者如Alan Roxburgh（2005）與 Stephen Bevans（2004）皆強調，牧者宣教士的角色應從管理者轉變為靈性導引者，並透過「詮釋實踐」（interpretive praxis）引導信徒在複雜社會中尋找上帝的行動方向。這樣的角色不是主導式的，而是開放、促進、引導與陪伴。

E、小結：牧養式宣教的未來挑戰與希望
牧養式宣教的神學與實踐，在當代全球宣教脈絡中具有高度的適切性與挑戰性。它要求宣教士不僅具備跨文化能力與語境神學視野，更需具備深厚的靈性生命、創傷關懷能力與長期委身的意志。在這樣的模式下，宣教成為一條靜默卻有力的同行之路——不以控制為目標，而以見證為呼召；不以效率為優先，而以關係為核心。
牧養式宣教不僅回應了後基督教社會的靈性乾渴，也提供了一種在全球分裂與焦慮中活出和平與醫治的宣教見證。它是一種「慢宣教」（slow mission），但卻是真實可持續的道成肉身式見證。

三、保羅的城市教會建構論：《以弗所書》的牧養神學

　　聖經的城市敘事揭示從「以諾城」（創4:17）走到「新耶路撒冷」（啟21:2）的張力旅程。這段歷史性敘事不僅包含了地理空間的轉移，更是關於信仰群體如何慢慢地在文化、政治與屬靈對立張力中生存與見證的神學旅程。新約的關鍵見證人—使徒保羅—在其牧養書信皆是針對特定城市與地區的信徒群體而發，他的書信呈現了教會如何在異教社會與羅馬城市體制中維持其屬靈身份與福音使命。

A. 從偶像城市到神聖空間：保羅在以弗所城市的牧養宣教
在羅馬帝國的繁榮都會以弗所，使徒保羅展開了一場深具轉化性的宣教工作。以弗所不僅是亞細亞省首府、商業樞紐，更以壯觀的亞底米神廟為核心的宗教中心。在這座集權力、財富與偶像崇拜於一身的城市中，保羅建立了足以挑戰主導城市敘事的教會，並通過書信持續指導這個年輕的信仰群體。
保羅的以弗所書信與使徒行傳的記載呈現了一種獨特的城市宣教神學：城市既是屬靈爭戰的場域，也是福音轉化的空間。在亞底米神廟的陰影下，保羅描繪教會為「神的家」、「基督的身體」與「聖靈的殿」，建立與城市主流價值截然不同的屬靈共同體。使徒行傳19章記載的銀匠暴動，正顯示福音與城市經濟、宗教與身分認同的深刻衝突。
然而，保羅的城市宣教不僅停留於對立層面。通過提摩太前後書的牧養指導，他建立了一套城市轉化的牧養宣教模式，使教會成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在城市中展現神國度的真實臨在。這種宣教方式既認真面對屬靈爭戰的嚴肅性，也積極參與城市生活的各個層面，通過門徒培育、領袖建立、倫理教導、社會關懷等多重途徑，將福音帶入城市脈絡。
保羅的以弗所事工啟示我們：城市不僅是人神對立與偶像權勢的集中地，也可以成為見證福音榮耀、預備新耶路撒冷降臨的神聖空間。他的牧養式宣教模式，為今天的城市宣教提供了寶貴啟示。以下將探討保羅牧養式宣教的七項關鍵特質：

B. 保羅的牧養式宣教的七項特質

1. 教會為基督身體的整全異象（以弗所書1–3章）
保羅宣告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在基督裡蒙揀選、得救贖、同歸於一的新創造（弗1:4–10, 2:14–22）。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弗1:22–23），而每個信徒須「各盡其職」，建造整體成熟的信仰生命（弗4:11–16）。牧職的設立（使徒、先知、教師、牧人等）不是為權力結構而運作，而是為成全聖徒。這異象成為牧養式宣教的起點：教會不是科層形式和工具，而是牧養與宣教的對象與主體。

2. 牧者即流淚的僕人領袖（使徒行傳20:17–35）
在離別以弗所長老的講論中，保羅呈現自己如同「日夜流淚勸戒各人」（徒20:31），不以權勢，而以生命為榜樣，說明牧者角色的核心是委身與服事（cf. 提後2:24–25）。保羅在其牧養與宣教角色中展現出一種「情感真誠、靈性負重、委身捨己」的屬靈倫理。他並非以教義或權柄為主導，而是以生命見證來贏得信徒的信任與轉化。他的流淚不是脆弱，而是一種道成肉身式的牧養神學，是以「愛中的真理」服事眾人。

3. 關係與生命陪伴的深度牧養（使徒行傳20:20, 31；提後1:3–6）
保羅在以弗所「凡事謙卑」地與眾人同住（徒20:19–20），並向提摩太提及其「眼淚」與「無偽之信」（提後1:4–5），顯示出牧養是從生命流出、以關係為本的實踐。

4. 建立以真理為中心的教導體系（提摩太前書1–4章；以弗所書4章）
保羅強調教義與真理教導的重要（提前1:3–5，4:6–16），在以弗所書中更強調「說誠實話、用愛心彼此建造」（弗4:15）。在穿戴全備軍裝的比喻之中，祂亦要求教會以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弗6:，可見牧養式宣教需要真理的根基與對真理教師的培訓。

5. 代代相傳的門徒培育（提後2:1–2）
牧養式宣教是一個連繼不斷的門訓系統：「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所聽見的話，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這種門徒的傳承體現了牧養事工的延續性與深度訓練。

6. 家庭與職場中的牧養實踐（以弗所書5–6章）
保羅不僅關心教會內部，更將牧養擴展至家庭、婚姻、親子與職場關係中（弗5:21–6:9），呈現出牧養宣教的生活化與倫理導向。在這些關係中，保羅強調「在基督裡彼此順服」（弗5:21）。這不是權力的競逐關係，而是天國倫理在羅馬社會秩序中的穿透與更新（弗5:21–6:9）。

7. 靈性爭戰與屬靈守望（以弗所書6:10–20；提後4:7）
牧養者同時也是為群體守望的屬靈戰士。保羅呼籲信徒「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弗6:11），保羅描述教會如軍隊，面對的不只是肉體權勢，而是「天空屬靈氣的惡魔」（弗6:12）。宣教牧養不只是內部建造，更是外在爭自己也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提後4:7），指出牧養式宣教需具備屬靈辨識與代禱爭戰的能力。

四、結語：當代宣教學提供的啟示

　　保羅的牧養式宣教形態結合了真理教導、生命陪伴、使命門訓、靈性爭戰與社群關懷，在多元文化與屬靈挑戰並存的以弗所城中開創出教會成長與門徒深度塑造的模式。對當代牧者與宣教士而言，保羅的這七項牧養宣教的特質提供一個跨區、跨文化、整全、可持續的牧養與宣教，對比之下也可以看見當代歐美教會在世俗化與全球化處境中的宣教挑戰。將保羅的領受與當代學者的討探作為互參，也看到兩者之間深層的張力與互補：
首先，保羅的牧養形象強調了流淚、委身、以身作則的僕人領袖典範，這一點與當代牧宣中的「受傷的醫者」形象相互呼應；但當代牧養宣教的理論更進一步發展宣教牧者作為「詮釋者」、「培育者」、「同行者」、「引導者」等多重角色，將保羅的僕人領袖範式擴展至跨文化、跨世代與後殖民、全球化語境之中。
其次，保羅注重真理教導與靈性爭戰，而當代牧養宣教的論述則更聚焦於處境化與文化交互性，尤其在散居族群與身份協商議題上的分析更為熱衷。這雖然是牧養式宣教在全球化時代下的必要延伸：但是從「真理的傳遞者」轉化為「文化的共創者」與「靈性的陪伴者」。然而忽略了聖經 神學的規範性論述，終將使牧養宣教的神學基礎替換成為人學為基礎，這將喪失了牧養宣教的最重要的內涵。
最後，保羅的榜樣是從「使徒到牧人」的過渡，而當代表述則進一步從「領袖到關係協作者」、「牧人到跨界共學者」，展現一種更動態、反身性與多元化的牧者宣教士形象。這其實實是對宣教領導力的不同論述。值得我們進一步省思和探索。
筆者認為，當代牧養式宣教神學應以保羅在以弗所發展出的思考範式為核心，並結合當代表述所帶出的文化、性別、族群與權力關係的洞察，發展出一種歷史根基堅實、文化敏感度高、靈性深度強的「僕人式牧養宣教」。總而言之，保羅的城市牧養神學是「建立—成全—爭戰」的動態結構，核心在於使教會成為新創造的預嘗與城市屬靈權勢的對抗堡壘。

作者：陳曉東牧師 (波士頓學院神學系哲學博士)

尼尼微城——今日城市的寫照

黃瑞珠

 

引言

　　「聖經中的城市不只是文化中心，更是神使命的聚焦點和屬靈爭戰的前線。」^[1] 因其是神與人、真理與謬誤、光明與黑暗交鋒的集中舞臺。尼尼微城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成為屬靈衝突的焦點，主要原因其代表著極端罪惡的力量，但又在神的憐憫面前顯出悔改的可能。它提醒我們屬靈爭戰不僅是黑暗與光明的對抗，更是悔改與恩典的真實戰場。

　　儘管救恩首先臨到從以色列民，但神對列國城市的關注卻不容忽視。如尼尼微，這座亞述帝國的首都，是舊約中少有的被重點描寫並直接接收宣教資訊的外邦大城。

　　本文將從先知使命的城市導向、城市的集體悔改、以及神普世主權和最終審判的幾個方面出發，看舊約城市宣教神學的框架，並思考其對當代宣教實踐的啟示。在我們深入探討尼尼微興衰、瞭解宣教神學的城市視角之前，先對舊約中城市的角色和神的互動方式有一個總體的認識。因城市在神國計劃中，既是審判的舞臺，也是復興的搖籃！

• 附表一：舊約中城市相關主題的神學呈現

城市名稱	出現經文	城市特徵	神的回應/介入	神學意義
所多瑪	創13:12	罪大惡極，性暴力， 文化墮落	審判（火與硫磺）	神對邪惡城市的公義對待
巴別	創11:4–9	自我高舉，人文主義中心塔	混亂語言，分散人群	神反對驕傲，分散聚焦點
尼尼微	約拿書1:2	外邦首都，強暴滿盈	宣教使命→悔改→延遲審判	神關心外邦大城，宣教可能
耶路撒冷	撒下5:7 等	聖城，宗教政治中心	神的居所→墮落→被毀→復興	城市可墮落亦可被神複建
推羅	結26章	商業繁榮，自恃富足	神興起巴比倫毀之	經濟偶像的警戒
巴比倫	賽13、耶50–51	暴政、偶像、文化霸權	神審判並興起波斯	神掌權列國興衰

　　如上表所示，神對不同城市的態度與回應顯現了祂的公義與憐憫。尼尼微作為外邦城市中的代表，展示了一個由罪惡充斥的社會能否在神的宣教與寬容下經歷悔改和赦免。

一、神的普世主權，人的順服

　　在舊約聖經中，神不僅是以色列的神，更是普世萬邦之主。這一真理在對尼尼微的宣教中顯得尤為突出。約拿書1:2中，神對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這一宣告表明，儘管尼尼微是外邦強權，神對其罪惡依然有關注，並主動發出警告資訊。

　　這種主動性強調神的主權不局限於地理或族群，而是全球性的。正如克裏斯多福·賴特所指出：「神的宣教不是從新約才開始，而是從創世記12章開始；祂對萬國的心意貫穿整個舊約。」^[2] 而城市 自然成為神宣教計畫的戰略目標。這戰略目標，不僅是因為人多，更因為它是影響社會結構、文化精神與國家走向的關鍵節點。福音若在城市中紮根，將如燈檯照亮四方，成為「山上之城，不能隱藏」（太5:14）。

　　約拿作為被差遣向外邦城市傳道的先知，在舊約中極為罕見。他被差派的對象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亞述帝國的首都尼尼微，代表著一個充滿敵意、文化張力和屬靈黑暗的環境。約拿的抗拒與逃避（約拿書1:3）恰恰反映出當時猶太社會對外邦人、特別是暴政城市的排斥與偏見。

　　儘管約拿本人態度消極，神卻依然使用他完成宣教使命。這表明宣教的有效性在於神的主權與恩典，而不完全在於宣教者的熱情或態度。這也提醒我們：城市宣教首先是一種回應神差遣的順服行動，而不是「量身打造」的成功策略。

　　舊約中有，亞伯拉罕離開吾珥（創12:1-4）——走向神所指示的「地」，吾珥是當時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高度文明、城市化的中心。亞伯拉罕本可以安居於繁華都市，但他回應神的呼召，離開故土，進入未知之地，開始「信心之旅」。這不是策略性的移民，而是純粹的順服。

　　新約中有，保羅在異象中被召到馬其頓（徒16:6-10），原本保羅想繼續向亞細亞傳道，但聖靈不允許。夜間異象中，一個馬其頓人呼求他過去幫助，他立即順服，結果進到了腓立比、帖撒羅尼迦、雅典等城市。這是神主動的引導，不是人策略的選擇，是屬靈引導，不是市場分析。

　　上世紀八十年代，華人移民潮湧入紐約，但教會資源稀缺。「角聲」創辦人勞伯祥牧師回應神對城市與移民的呼召，在當時充滿張力、需要、複雜性的法拉盛，開展宣教事工。一開始並沒有清晰的「成功模式」，而是憑信心一步步回應神的帶領，走到今天，角聲的事工遍佈全球。

　　總之城市宣教不是從「我們想做什麼」開始，而是從「神要我們去哪裡」開始；不是從「哪兒最有效率」開始，而是從「哪兒最需要順服」開始。

二、 赦免與審判：城市宣教神學的張力

　　《約拿書》第三章描述了舊約中最為戲劇性的一次城市悔改運動：從君王到百姓，乃至牲畜，都參與悔改的行動（拿3:6–8），呈現出一幅城市整體轉向神的景象。神因此「後悔，不降所說的災禍」（拿3:10），不僅彰顯祂的憐憫，也顯明城市具有群體悔改與屬靈復興的潛能。

　　這場「外邦城的悔改」撼動了以色列人內部對救恩特權的自滿，並為舊約宣教神學提供了一個突破性的範例：只要真誠悔改，就仍有盼望，即使對像是最敗壞的城市。然而，這場屬靈的轉機並未維持一世紀。約一百年後，《那鴻書》宣告尼尼微將遭受徹底審判：「祂必以火燒毀你的宮殿，把刀滅絕你的少壯獅子」（鴻2:13）。這一預言最終在主前612年應驗，當尼尼微被巴比倫與瑪代聯軍摧毀，從歷史舞臺上消失，成為廢墟。^[3]

　　《約拿書》與《那鴻書》一前一後，從兩個角度展現神對城市的雙重態度：前者強調悔改與赦免，後者則揭示悔改後重返惡道所招致的審判。這構成城市宣教神學中的一個關鍵張力：神樂意赦免願意悔改的城市，卻也對持續悖逆的社會結構施行堅決的審判。當時亞述帝國的宗教與社會制度極為複雜且根深蒂固。主神亞述被視為國家象徵，王權與宗教緊密結合，國王經常以「神的旨意」為名發動戰爭。神廟掌握廣大土地與大量奴僕，祭司階級亦享有崇高地位。^[4]儘管尼尼微曾在《約拿書》中悔改，卻未徹底改變其邪惡的社會與宗教制度，以致在《那鴻書》中再次呈現其本質：「充滿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藉淫行誘惑列國，用邪術誘惑多族」（鴻3:1–4）。

　　透過這兩卷書的對照，我們看見神對城市的態度隨著其回應而有所轉變：普世宣教的焦點不是取消審判，而是延緩審判，創造悔改的空間；若城市拒絕更新，審判終將臨到。這揭示出一項深刻真理：城市的悔改是可能的，但若悔改缺乏持續的順服與更新，最終仍難逃神的公義審判。

　　正如有學者指出：「《約拿書》與《那鴻書》如同歷史的括弧，括弧包圍著尼尼微，顯明神如何在古代中東一個惡名遠播的城市中施行祂的作為。《約拿書》的真正英雄，並非那條大魚或先知本身，而是那位元竭力將赦罪資訊帶至亞述帝國首都的全能之神。」^[5]

三、從舊約到今日：城市宣教的神學延伸

　　從尼尼微的故事來看，城市不僅被視為歷史的一部分，更成為神學中的重要教訓。顯示了即便是墮落的城市，只要願意悔改，也有機會獲得神的復興與拯救。這為我們提供了宣教的啟示：城市不僅需要宣講福音，還需要通過宣教促進整個文化、制度、倫理的更新。宣教的目標不單是個人的得救，更是社會的整全變革。城市的每一部分都需要被觸及，信仰不僅僅是個人的信念，也是社會整體價值的轉變。

　　從尼尼微到今天，城市的宣教延續了神對社會和人類的關懷。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城市不是神視而不見的領域，而是神向世界顯明的核心區域。如今，城市不僅是宣教的核心前線，也是社會更新和復興的關鍵地帶。對於今天的教會而言，關注和進入城市宣教，不僅是回應神的呼召，也是影響未來社會和文化的重要途徑。

　　尼尼微的故事不僅屬於歷史，更是神學上的鏡鑒。它告訴我們：城市是神關注的焦點，是屬靈戰場的核心前線。城市可以悔改，可以復興；但若持續墮落，也將面臨毀滅。宣教必須進到城市中心，而不是繞過它。宣教不僅是佈道，更是整體文化、制度與倫理的更新呼召。

　　今年秋天「角聲」在紐約法拉盛開展42天佈道會，策略聯盟眾教會來參與，目的不僅是一時翻轉人心，將圈外的羊帶進圈內，更是教會跟進牧養，讓因聽福音而決志悔改的人，能在教會持續得著牧養。同時，「角聲」也定期開展「社區論壇」，為的是讓新移民更快地融入美國的環境；街頭禱告會，引領圈外的羊歸家；家庭事工、新移民服務；特殊兒童、青年關懷；癌症關懷中心等等。「角聲」所做的一切事工，目的是以基督愛心的奉獻精神，深入各階層分享福音的益處，提供身心靈全人關懷。

　　今日的全球宣教環境，城市已成為人口、資源、文化、科技的中心，亦是信仰衝突最激烈之地。正如康恩（Harvie Conn）所言：「誰得著城市，誰就得著未來。」^[6] 教會若忽略城市宣教，等於放棄對世界的影響力。

四、今日城市宣教挑戰

• 尼尼微與當代「尼尼微們」繁榮與敗壞對比圖：

項目	古代尼尼微	當代「尼尼微們」*	相同點	不同點
繁榮基礎	軍事征服、貿易控制、政治霸權	全球化經濟、科技創新、金融文化中心	都是當代／古代權力、財富與文化的集中地	尼尼微靠侵略擴張；現代城市靠科技、經濟與資本操作
城市特色	強盛的首都、建築宏偉、文化興盛	國際化大都會、高樓林立、多元文化	都是時代象徵性的城市，吸引世界目光	當代城市更強調多元、自由與資訊發達
道德狀況	殘暴、奢靡、拜偶像、無視公義	自我中心、物質主義、性別混亂、道德相對主義	都出現屬靈冷漠與道德滑坡	現代城市以「自由」包裝墮落，尼尼微以權力強制實行罪惡
屬靈問題	拒絕真神、逼迫異己、惡貫滿盈	抵擋福音、世俗化高漲、宗教多元甚至敵基督	都顯示人類共同的墮落本性與集體驕傲	尼尼微在一時悔改後再度墮落，現代城市則多為持續抵擋真理
審判徵兆	被那鴻預言審判後滅亡，歷史徹底消失	社會失序、精神空虛、制度崩潰、天災加劇	神對城市的審判皆有預兆與呼籲悔改	當代城市尚處於恩典時期，尚有福音機會

* 如：紐約、東京、上海、巴黎…

　　現代城市宣教面臨多重複雜挑戰，這些挑戰既源於城市環境的現實狀況，也反映出當代福音傳播的屬靈與社會困境。

　　首先，城市中的屬靈孤立問題日益突出。儘管人口高度集中，城市居民往往缺乏穩定的社區歸屬感和信仰支持網路，導致許多人處於精神和屬靈的孤獨狀態。這種孤立不僅限制了福音資訊的傳播深度，也影響了信徒生命的成長與建造。^[7]

　　其次，城市的多元文化與宗教衝突構成宣教的重大障礙。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城市成為多族群、多語言、多信仰共存的複雜社會。宣教者必須面對不同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的差異與碰撞，既要避免文化霸權主義，又要尋求有效的跨文化溝通與理解，方能建立起真正的對話和見證。^[8]

　　第三，城市中存在的制度性不公與倫理挑戰，對福音的社會影響力提出嚴峻考驗。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層固化、腐敗現象和道德滑坡，成為城市社會的普遍問題。教會不僅要傳揚救恩，更需積極參與社會公義與倫理重建，彰顯基督信仰對公共生活的深刻關懷。^[9]

　　此外，像紐約華拉盛每年湧進10萬走線新移民，這將帶來社區結構的頻繁變動，影響教會的穩定牧養與門徒訓練。因此宣教策略必須創新靈活，結合數字技術、社區服務及職場事工等多樣化方式，以順應城市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態。^[10]

　　綜上，今日城市宣教的挑戰不僅是傳福音的難題，更是教會整體宣教理念與實踐的系統考驗。唯有在深刻理解城市現實的基礎上，紮根聖經真理，整合社會資源，方能實現福音在現代城市的有效拓展。^[11]

結語：今日尼尼微——城市與個體的雙重命運

　　一個國家的興衰如此，一個人的屬靈生命亦然。若有人聽見福音並決志信主，卻未被持續牧養，其屬靈生命將難以成長，最終易被世界擄去，走向靈命敗壞與審判的結局。正如主耶穌所警告的：「污鬼離了人身……若回來見裡面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了，就去另帶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進去住在那裡，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太12:43–45）

　　主耶穌對那行淫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8:11）這提醒我們，真實悔改的記號，不是情感的激動，而是行為的轉變。

　　尼尼微的悔改與後來的毀滅，是宣教歷史中不可忽視的神學鏡鑑。它告訴我們：城市的轉機與終局，同樣繫於是否聆聽神的呼召並持續活出悔改生命。

　　城市宣教不是新約時代才興起的事工策略，而是深植於舊約神對列國之城持續的關注與管治之中。今日的「尼尼微們」——紐約、東京、上海、巴黎——正站在類似於古代亞述首都的十字路口。因繁榮並不等於穩固，道德與制度的崩壞，仍可能導致整個文明的瓦解^[12]。這些城市是否能在關鍵時刻聽見當代的「約拿」之聲，回轉歸向神，決定的不只是城市的未來，也關乎神國在人類歷史中的推展。

注釋：

1. 陳光明，《聖經中的城市宣教研究》（臺北：基道出版社，2018），15。
2. Christopher J. H. Wright，《上帝的使命：揭開聖經的宏大敘事》（伊利諾州唐納斯格羅夫：IVP Academic出版社，2006年），45-47。
3. 羅森·楊格（K. Lawson Younger Jr.），《古代征服記述：古代近東與聖經歷史書寫研究》，謝菲爾德：JSOT出版社，1990年，頁243-247。
4. 凱倫拉德納（Karen Radner），「亞述帝國「，載於《古代歷史百科全書》，羅傑·巴格納（Roger S. Bagnall）等編，牛津：Wiley-Blackwell，2012年。
5.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浪子的先知：約拿與神憐憫的奧祕》，紐約：Viking出版社，2018年，頁176。
6. Harvie M. Conn，《城市宣教再思》，陳志宏譯（香港：中國主日學協會，2012），頁45。
7. 張淑玲：〈城市孤島：信仰群體與屬靈陪伴的挑戰〉，《城市宣教論壇》，第12期（2023年），頁33–38。
8. 王祥光：〈在多元文化中建構城市宣教神學〉，《華人神學學刊》，第29期（2021年），頁117–130。
9. 李光耀：〈教會如何回應城市中的社會不義〉，《今日教會》，第85期（2022年），頁22–27。
10. 江建勳：〈城市流動性與教會牧養模式創新〉，《神學與實踐》，第14期（2024年），頁64–72。
11. 陳志宏：〈城市宣教的整全模式探索〉，《華人城市宣教評論》，第5期（2024年），頁8–15。
12. 王祥光：〈城市與文明的臨界點：從那鴻書看道德崩壞與制度解體〉，《神學與宣教》，第27期（2022年），頁102–110。

參考書目：

1、陳光明，《聖經中的城市宣教研究》（臺北：基道出版社，2018）。

2、Christopher J. H. Wright，《上帝的使命：揭開聖經的宏大敘事》（伊利諾州唐納斯格羅夫：IVP Academic出版社，2006年）。

3、K. 羅森·楊格（K. Lawson Younger Jr.），《古代征服記述：古代近東與聖經歷史書寫研究》，謝菲爾德：JSOT出版社，1990年。

4、凱倫·拉德納（Karen Radner），「亞述帝國「，載於《古代歷史百科全書》，羅傑·巴格納（Roger S. Bagnall）等編，牛津：Wiley-Blackwell，2012年。

5、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浪子的先知：約拿與神憐憫的奧祕》，紐約：Viking出版社，2018年。

6、Harvie M. Conn，《城市宣教再思》，陳志宏譯（香港：中國主日學協會，2012）。

7、張淑玲：〈城市孤島：信仰群體與屬靈陪伴的挑戰〉，《城市宣教論壇》，第12期（2023年）。

8、王祥光：〈在多元文化中建構城市宣教神學〉，《華人神學學刊》，第29期（2021年）。

9、李光耀：〈教會如何回應城市中的社會不義〉，《今日教會》，第85期（2022年）。

10、江建勳：〈城市流動性與教會牧養模式創新〉，《神學與實踐》，第14期（2024年）。

11、陳志宏：〈城市宣教的整全模式探索〉，《華人城市宣教評論》，第5期（2024年）。

12、王祥光：〈城市與文明的臨界點：從那鴻書看道德崩壞與制度解體〉，《神學與宣教》，第27期（2022年）。

13、陳志宏：〈城市宣教與教會未來：新世代的使命想像〉，《華人城市宣教評論》，第6期（2025年）。